學會學習 從閱讀開始
2009-03-09 閱讀動起來2─香港閱讀現場
「香港的成功,在於他們在學校裡做對了事情,」負責進行台灣「PIRLS」計畫的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教授柯華葳一語道出香港閱讀推動的「成功關鍵因素」。
本文轉載自
《閱讀動起來2─香港閱讀現場》二○○六年公布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中,香港的排名遠遠超越台灣,在全世界四十六個參與國家中,表現頂尖優異。為什麼多次來台灣取經的後進者,在推動兒童閱讀的歷程中,卻蛙跳式的超越了台灣?
到香港採訪「閱讀」,其實是帶著一種不甘心。從魯迅時代就被定位為「文化沙漠」的香港,閱讀從來不是這個講求功利與效率社會的強項。這幾年,香港推動閱讀的教師與學者,頻繁的造訪、「觀摩」台灣。他們羨慕台灣有這麼精緻的出版品,有優雅的誠品書店,有多數中文語言與素養良好的教師群,有這麼多熱情義務的志工媽媽做為學校的後盾。就閱讀這個領域,台灣還有什麼需要「借鏡香港」?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PIRLS),針對全球四十六個參與國家的國小四年級學生,進行閱讀能力的檢測,並予以排名。香港在二○○一年參加時,排名第十四。而到了二○○六年的排名,香港不僅遠遠超越了第一次加入檢測的台灣,也有了排名上的大躍進。
「香港的成功,在於他們在學校裡做對了事情,」負責進行台灣「PIRLS」計畫的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教授柯華葳一語道出香港閱讀推動的「成功關鍵因素」。
課程改革是領頭羊
二○○○年開始,剛回歸中國的香港啟動了教育改革。「學會學習」,是整體教育改革的中心。課程發展議會頒布了十年計畫與總體課程架構大綱。並立下了前五年的中短期目標,從中選擇了比較容易理解、也容易實做的四個關鍵項目:從閱讀中學習、德育與公民教育、資訊科技與IT的能力、專題研習的能力。「從閱讀中學習」是四大關鍵項目之首,務實的香港政府釐清焦點,把中國語文課程列為關鍵改造的第一步。
「閱讀和語文能力,是學會學習的重要工具,教育不單是要培養『看得懂的能力』,還要培養『思考能力』,」負責課程發展規劃的香港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陳嘉琪強調,從閱讀中學習,可以帶動「專題研習」,也可以帶動「資訊科技中的互動學習」,而這三項都能涵蓋「德育與公民教育」的精神。從中文課程中,選擇閱讀為首要推動項目,是呼應教改中心最關鍵的做法。
傳統的香港中文教育,是「指定篇章」的教學。老師只針對教科書裡有限的篇章和字詞教學,學生拚命死記死背教科書裡的斷簡殘篇,用來應付考試。傳統的語文課程,剝奪了學生對閱讀的想像和樂趣,遑論從閱讀中學習。
課外閱讀課內化
香港教育局勇於改革的第一步,是先取消「指定篇章」,鼓勵學生和教師,直接採用優質的文學作品,做為教學的文本。教育局為新課程立下九個範疇和架構:包含文學、中國文化、品格情意、啟發思惟的能力、聽說讀寫。教師和民間教科書廠商,可自由選用符合這九個範疇的文章或書籍,做為教學的文本。教育局鼓勵中小學的教材,大幅度導入兒童文學的作品。
簡單的說,香港教育改革的重心之一,就是把「課外閱讀課內化」。閱讀推廣對香港教育界而言,不僅是一堆「活動」,而是有系統的課程設計與革新。 光是「開放」不足以成事。課程改革的背後,教育局和學界、教學現場教師合作,有著嚴謹的研究、實驗、推廣、控制、改善等完整的流程架構。
負責多項課改重要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謝錫金表示:「香港課程改革的理念是很完整的,我們做了很多研究才會做決定。比如說,小學生該不該用普通話教閱讀?有人提議,但現在還沒有落實。原因是我們的研究發現,用普通話教閱讀並無法提升閱讀能力,所以不一定要用普通話教。」
謝錫金說,研究是政策的後盾。當有理念,就要透過國外研究的基礎,加上香港實地研究的經驗,形成教材。通常教育局的理念形成後,就會從一個班級開始實驗,然後逐漸擴張到全校,漸次推到六個受測學校實驗。實驗成功的方法,再推廣到各學校使用。學校推動新教學的期間,教育局同時聯合學者做大規模的家長研討會,推廣理念改變家長的想法。
例如,光是認字方法的改善,從過去傳統的死記教學,改成兒歌等新教學法,實驗成功後,謝錫金就舉辦了六場家長研討會,有兩千多人參與。
「我們不光是要做研究,還要動員報紙、研討會,從上而下,大面積的來做,變成一個運動。」教改的核心學者謝錫金說。
初中的國語文課程改革,香港教育局從一九九九年開始,先在幾所初中做實驗。把新的閱讀教學理念,例如注重學生的閱讀過程、在課堂中教授閱讀策略,強調學生為本位、培養高階思考能力和積極的閱讀態度等,整合成新的語文教學課程。經過實驗、研究、試教、改進等歷程,二○○二年,才開始全面在中學推行。小學課程則從二○○一年開始實驗,二○○六年才全面施行。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任周國正,就曾經參與其中的一個實驗。他們選擇了全港中文學科測驗中,排序倒數幾名的班級做為實驗對象。從中學一年級開始導入新課程的閱讀教學。這個教學設計裡,教師帶領學生大量閱讀課外作品,例如讓這群中學生共讀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分組報告章節重點情節,然後要學生選出報告最好的,並分析為什麼這樣表達會吸引人,從中整合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
歷經三年後,這個班級的中文測驗成績,在全國的排序位置,大幅往前挪動,比三年前多超越了三百六十幾間學校。
支援體系
在開放與改革的同時,香港教育局也提供足夠的「支援體系」,幫助教師轉型。九龍塘地鐵站出口,連結著造型新穎現代的大樓,這裡是專門給全香港教師使用的「教師中心」及「中央資源中心」。一樓的資源中心,匯整了各種影音、圖書、論文期刊等專業教學資源。每年度的「語文教學薈萃」(有點類似台灣的教學觀摩),各校的教學策略與研究結果,都統整成冊,在資源中心可免費領取。從二○○一年開始,教育局有系統的提供訓練課程,培訓了兩千兩百個國小中文教師、六百個中學教師。培訓之外,教育局也委託專家針對各種教學策略進行研究計畫,並統整教學資源,將研究結果與前線教師分享,使教師面對新的教法和教材時,不致無所適從。
負責編撰《童心童趣:兒童文學教學參考資料》的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講師霍玉英,從大陸、香港、台灣三地的兒童文學作品中,找出適合國小一到六年級,選擇了三百五十本,分六大文類的作品。他們不僅是「紙上作業」,做文本分析、學習單和教材。還舉行「工作坊」,培訓了一千兩百人次的教師,讓老師試教與分享心得。並請研究員觀察教師現場教學的成效,觀察教學的效能,最後將「適用」的成果編撰成冊。由教育局發放到各國中小,方便學校採用選擇。
「香港政府強調要教會老師,先讓老師懂得選擇什麼是好的文本,如何從作品中找出教導的核心,讓教師牽著學生的手,帶他去看看好的作品,學生眼界開了,就不會回頭去看漫畫,打電動。」霍玉英說。
國小老師林靜詩就是典型的例子。從二○○三年開始,林靜詩晚上經常要趕著去上課,從頭開始學習「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兒童文學」,以及各種文類如童詩、童話、散文、少年小說的學習與賞析等。她還跟著大學教授到台灣買大量的兒童書,學習台灣小學布置「班級圖書」的做法。每學期考完期末考試的最後兩個禮拜,她會帶領學生讀課外的文學作品,每次找一、兩個章節,逐一導讀,自己設計完整的學習單、教案,並設計課後問卷調查,做為下學期規劃課程的參考。「我們在學校推動的效果一年比一年好,從少數老師到多數老師,到今年全校都開始做,」林靜詩很有成就感的說。
不僅開放,也要控制
教改的另一重點,是推動「校本課程」,教育局只提供寬廣的課程架構,學校有專業自主權,有很大的彈性依學生的需要設計校本課程。有些學校甚至開放到完全不用教科書,直接用一般的課外讀物教學。教科書、課程都開放了,卻不意味著教育局可以什麼都不必管。香港教育局從推動新課程以來,每一年都做全面的課程改革調查,依結果判斷哪一個項目有效、哪一個項目無效,針對弱項需改進的部分,列為下一年度的教師專業課程發展重點。
從二○○四年開始,教育局針對全港中學三年級、小三、小六的學生,進行「系統性評估」。測驗中、英、數三科,目的是幫助學校和政府,了解總體學生這三科的基本能力,做為各學校改進教學的參考。
「剛開始推動時學校反對得很厲害,大家都以為是拿來『殺校』的依據,第二年大家知道我們真正的『用意』,才比較放心,」教育局秘書長陳嘉琪說。「系統性評估」是根據新課程設計,以「能力」導向而不以「課本內容」為測驗方向。陳嘉琪笑說,因為學校「誤解」了系統性評估的用意,反而以一種面臨生死存亡的積極態度,配合新課程的理念。
二○○六年香港課程改革調查報告顯示,實施課程改革後,九成以上的國中小校長和教師同意:「學生閱讀習慣有顯著進步」。八成以上的小學生同意自己「喜愛閱讀,並從中學習新知識」,和「喜愛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或報刊」(八七.○%)。然而,「每天都盡量抽時間閱讀」的比率則較低(七八.四%)。中學生對「喜愛閱讀,並從中學習新知識」(七七.一%)和「喜愛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或報刊」(七八.四%)的同意率也偏高,「每天都盡量抽時間讀」的比率較低(六四.四%)。
關鍵作為:圖書館主任
在香港政府推動語文課程改革與閱讀的作為中,最讓台灣中小學羨慕的,應該是讓每個學校都配備「專職」的圖書館主任。
謝嘉麗是新界大埔墟循道衛理小學的圖書館主任。在這個全校只有三十班的中型學校裡,被布置得色彩繽紛的圖書室,有一萬本館藏書。謝嘉麗每年有十五萬台幣的購書經費。她負責讀各式各樣的書評和選書獎項,並與各科老師討論,選定圖書室每年採購的新書書目。不僅這樣,她還要負責為每一個班級上每兩週一次、四十分鐘的「圖書課」。她教低年級的小朋友圖書館運用原則、讀好聽的故事給學生聽;她教中高年級的小朋友如何運用和蒐集資訊,利用「參考資料」做專題。
年輕有活力的謝嘉麗,常常動腦筋想辦法「促銷閱讀」,提高圖書館借閱率。最近她每個月都製作一本書的「廣告片」,想用孩子最喜歡的影像,吸引他們來閱讀。每個小朋友都有一本自己的「讀書計畫」(reading profile),謝嘉麗也要根據小朋友的程度,幫忙他們擬定自己的進度與計畫,完成學校規定全年每人讀完四十本中文、三十六本英文書的目標。
「我們認為一個全職的圖書館主任,對學校十分重要。圖書館主任要肩負資訊及媒體專才、教學夥伴、課程改革促進者,及教與學資源的統籌人等新的角色及使命。」教育局陳嘉琪博士指出。
從二○○一年開始,教育局要求學校必須從現有的教師隊伍中,找出專職的圖書館主任,不用兼任何其他課程。從二○○一到二○○四年,教育局也舉辦專為圖書館主任設計的在職培訓課程,以及和香港大學合作提供圖書館主任文憑課程,引導圖書館教師裝備專業,推動並支援「透過閱讀學習」的教改核心。
家庭與社會:香港教育城
任何一項教育改革,都是社會運動,光靠學校不足以竟其功。香港教育局把資源用在刀口,啟動了學校內的閱讀革命;「香港教育城」(www.hkedcity.net),則利用其介於民間和政府的「獨特」身分,負責在體制外,對學校以外的更廣大社群發聲。
二○○○年,香港教育城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成立,是為了推動香港資訊科技的教育發展,成為全港各學校與教育資訊的入口網站。二○○二年,香港教育城公司化,成為獨立的公司法人,由官方和非官方的成員組成董事會監管。
除了做為支援教師教學發展的網路體系與資源中心外,「閱讀」也是香港教育城的重點項目。在婦女就業率高達七成,講究時間效益的香港,缺乏有餘裕的「故事媽媽團」做後盾。家長對親子共讀的投資與認知都不足。香港教育城發動「閱讀大使」計畫,徵集有心的父母,以及未來會當教師的大學生,每年給予八小時免費訓練課程。閱讀大使必須承諾,一年內要成立校內或跨區讀書會,促進閱讀,教育城提供相關資源和行政協助。目前已經有兩千兩百五十位閱讀大使,在全港國中小,協助組織校園讀書會。
香港教育城因其「公司法人」的立場,比教育局更有彈性廣納社會資源,與民間團體進行更多的合縱連橫。例如,香港教育城提供網路新書試讀平台,每家出版社每月可推薦一本適合中小學生閱讀的書,提供十分之一的內容或電子書讓學生、家長、教師在網路上試讀,進而購買。教育城也做學校和出版社連結的平台,一方面,提供各種作家專訪、專輯、新書資訊等內容,幫助學校圖書館主任和教師更深度選書;另一方面,他們也協助學校聯繫安排各種與閱讀相關的作家、名人演講活動。
教育城還提供「閱讀壁報服務」。因為考量教師忙著課程改革,對於促進閱讀的校園閱讀環境無力經營,教育城製作一年五期的壁報內容,供學校下載使用。「我們希望成為各個社群連結、溝通的界面,幫助教育領域做跨界的整合,」香港教育城行政總裁鄭銘鳳表示。
不再是沙漠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相當於台灣的全教會),從二十年前就開始辦每年一次的高中生閱讀營。學術部主任、也是中學教師的林國光觀察,這幾年香港的閱讀風氣,的確有改善。「最明顯的是,以前全香港只有我們在辦閱讀營,現在有很多機關、團體、學校都在辦了,」林國光說,課程改革和公部門的努力,的確營造了整個社會有利閱讀的「勢頭」。
政府該做到什麼,能做到什麼?香港的教改歷程,實在值得台灣教育行政決策機構參考。
(本文摘自《閱讀動起來2─香港閱讀現場》‧天下雜誌出版)
來源http://reading.cw.com.tw/doc/page.jspx?id=40288ab21fc5029b011feb3e568b0005&number=1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注意:只有此網誌的成員可以留言。